郑欣淼/文
从2004年到2010年，故宫博物院对院藏文物进行了长达七年的全面清理，摸清了“家底”，首次对外宣布：截至2010年底，故宫博物院的可移动文物总数为1807558件（套）。多达500卷左右的《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开始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从2013年1月陆续在故宫网站向社会公布。
截至2010年底，中国文物系统博物馆藏品总量为1755多万件（套），一级品58649件，故宫藏品占总数的1/10多，故宫在文物清理前的一级文物8272件（套），已占到全国文物系统一级品的1/6。由于故宫文物的特殊价值及其数量的巨大，它的彻底清查，不仅是故宫博物院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对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华历史文化研究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并为从2012年开始的全国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起了示范作用。
01 一个展览引起我对故宫文物的关注故宫文物清理开始于2004年，但最初引起我对故宫文物的关注始自2000年初春的一个故宫展览。当时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故宫斋宫正在举办“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这是故宫博物院与法国集美博物馆合办的展览，展品除故宫的包装物外，还有集美博物馆收藏的反映中国包装的八件文物以及一位法国收藏家所收藏的中国民间传统包装物。展出的清宫包装物都十分精美。
我认真看了这个展览，感到把清代宫廷包装定位在“艺术”的角度来展示欣赏，反映了主办者对包装认识的深化。好的包装不仅讲求实用，而且注重美观，把科学与艺术结合了起来，是创造性劳动的结晶。这一展览所选器物以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较多。这一时期由于政局比较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财富大量积聚，各类工艺美术品均达到精益求精的水平，宫廷用品的包装亦复如是。包装材料多为紫檀、漆器、珐琅、竹雕、银累丝、织绣品等，包装物的制作则采用雕刻、绘画、镶嵌、烧造、编织等诸种工艺，器物与包装可谓红花绿叶，相得益彰，处处体现出皇权思想和皇家气派，同时氤氲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情趣。
“一统车书”展品
印象最深的一件展品是乾隆“一统车书”玉玩套装，它利用日本漆匣作为外包装，匣内错落有序地摆放10层锦盒，锦盒内有造型各异的古玉及为之彩绘的山水、花鸟、诗词咏颂。为防止套匣置放顺序混乱，特将层数顺序与吉祥祝愿的名字合二为一，如一统车书、二仪有像、三光协顺、四序调和、五采章施等，使枯燥的数字成为体现美好意境的重要角色，把实用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底蕴结合起来。我了解到，故宫只是把匣中的玉器作为文物保藏，而把这件套匣弃放他处，这次为了搞展览，费了好大劲儿才让它与玉器合在了一起。
这件精美的套匣应不应当作文物，或作为文物的一部分？这引起我的思考。我又进一步在想，那么什么是文物呢？或者说，以今天的认识，应该怎么看待文物呢？我把这个思考写成《我看“清代宫廷包装艺术展”》的文章（载于《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19日），说到这个展览对我的一个重要启发，就是“加深了对文物内涵的了解，拓宽了文物的概念”。我在文章中说：“故宫藏品中不少是稀世珍品，据故宫同志介绍，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过去往往把文物与其包装物区分开来，对包装不甚重视”；今天来看，这套精美的套匣，无疑也是文物，“举一反三，我们应该扩展文物的概念。文物不只限于传统的青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方面，也不应简单地按某一年代作界限。近年来我们对文物的认识在深化，许多具有科学、艺术、历史价值的东西，或是反映当代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物品，以及反映特定地区、时代、民族的图片、实物，当代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艺术品等，都应作为文物开始收藏、抢救。这是个大问题，可做的工作很多，我们的思路应该更开阔，早一点动手去抓。”
在国家文物局的数年间，我一直关注故宫文物藏品的状况，感到从今天对文物的认识出发，故宫还有一些物品应作为文物对待。
02 下决心摸清故宫家底也真是有缘，2002年9月我调到故宫工作。当时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故宫建筑的百年大修，我从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文化部孙家正部长汇报，提出故宫的文物应该彻底清理，得到了他的支持，他嘱我要弄清故宫文物的“家底”。
故宫的文物藏品到底有多少，是必须查清楚的。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我下这个决心：
一方面，文物藏品是博物馆赖以存在以及开展业务活动的基础，藏品质量的高低和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博物馆地位及其作用的主要条件。弄清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种类和确切数量，才能对其有效地实施保护，才能对它的内涵、特点以及价值有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也才会对它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挖掘。这是博物馆的基础工作，是科学管理的前提，是向世界一流博物馆大步迈进的故宫博物院首要的而且务必搞好的一项工作。也就是说，这是故宫博物院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另一方面，故宫的丰富藏品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财产，故宫博物院代表国家进行保管，弄清这些财产的底数并认真妥善地加以保管，是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表现，是不容许有半点疏忽与懈怠的。
郑欣淼院长（右三）率队检查库房
故宫文物清理毕竟是一件大事，不能仓促进行，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要弄清文物藏品的历史现状。我为此专门进行调查研究，翻阅档案，深入库房，并向有关专家与管理人员请教，写出了《关于故宫博物院彻底清理文物藏品的研究报告》，9000余字，分四个部分：一、故宫历史上文物藏品的四次大清理；二、彻底清理文物藏品的条件已经具备；三、彻底清理文物藏品的九项工作，即继续完成90余万件文物账、卡、物的“三核对”任务，审慎地整理“文物资料”，对未登记、点查的藏品彻底清理，在全面清理中重视发现文物藏品，把图书馆应列为文物的善本、书版等归入文物账进行管理，对古建部收存的大量资料及古建筑修缮工程档案也要重视整理、保管和利用，解决文物藏品的统一管理问题，编印文物藏品总目及珍品图录，结合清理做好文物的鉴别定级等；四、彻底清理文物藏品与全面提升文物管理水平相结合，包括提高文物管理的信息化水平、重视文物藏品的修复与抢救、加强对文物库房的建设和管理、探索并完善文物管理新体制等四个方面。报告初稿广泛征求了各方意见，经多次修改定稿。
2004年8月31日，我把这个报告上报给孙家正部长：“我来故宫，您嘱要弄清家底。近两年了，越来越感到这一指示的适时与重要。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我今年用三个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于故宫博物院彻底清理文物藏品的研究报告》，8月27日我在院里作了《文物清理工作七年规划》动员报告。现院文物管理部门及各业务部门正据此制定七年清理规划，并做相应的准备，拟10月召开清理工作会，全面部署。具体工作已开始启动。这是一项大的基础性工程，我们决心完成。先送上这个报告，请便中一阅，并给予指示为盼。若您有时间，请来故宫视察需要清理的文物的状况，亦指导我们的工作。”孙家正部长于9月2日作了批示：“故宫文物的清理是一项基础性浩大工程，是加强保护、陈列、展示、研究等各项工作的前提。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有全面的规划、科学的操作程序，明确的责任和严格的纪律。此项工作与古建的维修结合进行，工作量巨大，同志们会很辛苦，但意义深远、责无旁贷。此件可改写成一份《文化要情》上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知悉。”
这份报告成为制定故宫文物七年清理工作规划的基础和依据。
03 故宫文物清理的契机故宫当时的文物总数是截至1994年底的统计，共934258件，其中属于清宫旧藏的711338件，1949年以后入藏的222920件，对外宣布一般说是近百万件。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开始全部来自清宫，清宫的物品有两类：一类是传世的铜、瓷、书、画及供赏玩的工艺品等，这些是公认的文物；另一类是与衣食住行、典章制度及文化活动有关的物品，如宫廷家具、帝后服饰、皇帝玺印以及唱戏用的戏衣道具剧本，宗教活动的法器造像等，这些当时都不是文物，而是实用之物。对传世文物及工艺品等，一般来说，账目是比较清楚的，所谓底细不清楚，主要是指第二类。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故宫文物经过多次清理，重点也在这些宫廷遗存。
我算了一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清理、点查，从博物院成立前到21世纪初，大致有四次，每次都持续在10年左右。第一次是1924年底至1930年，其后又用四五年时间进行点收；第二次是1954年至1965年；第三次是1978年至80年代末；第四次是1991年至2001年。现在要进行的文物藏品清理，在故宫博物院历史上是第五次。这应该是一次彻底的全面的清理，是必须完成、经过努力也能够完成的工作，因为它不仅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且在思想认识上有了新的提高，并具备了一些必要的物质条件。
我在故宫调研中感到，对于文物藏品价值的认识，故宫已有了重大的提升。2003年3月26日，我在上海博物馆作了题为《故宫的价值与故宫博物院内涵》的讲演（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4期），讲到对故宫价值认识深化的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文物认识的深化，认为故宫文物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多方面的，对这些价值的理解要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而有所发展，今天就要从文化遗产的视角来看待，更应重视文物的社会文化价值。
这次文物清理，同以往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强调用“故宫学”作为指导思想。2003年10月，我们提出了故宫学的学术概念，主张对故宫及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全面的发掘。从故宫学的角度看待故宫，我们对故宫的价值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不仅认识到故宫古建筑、宫廷文物珍藏的重要价值，而且看到了宫廷历史遗存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故宫博物院过去曾处理过大批的宫中物品。除20世纪50年代处理过上百万件外，70年代初又处理了近37万件。处理前都履行了严格的审批程序。现在看来，绝大部分确实应该处理，例如1955年第一次处理中仅皮货就10万余件。但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有独特价值的，特别是那些以年代晚近、材质不好、艺术性差或重复品太多为由处理了不少物品，如乾隆以后的假次书画、宗教画、近代书画，同治、光绪时期的粗制硬木家具，嘉庆后的大量瓷器重复品、民国时期的小钟表、大批八旗盔甲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礼品等。宫廷遗存中有的重复品多，一般来说，文物的存量与价值成反比，一类文物的存量越少，每件文物的价值就会相对提高。但是，这个“多”，是就皇宫而言，从全国来说，则是相当少的。例如，当时有大量八旗盔甲，现在保存很少，人们以为保存大量的重复品对个体的认知并无意义。今天看来，正是有大量的重复品，才能体现出八旗的军威和气势。当然对这些物品的处理，不只是某个部门或少数人的认识，而是当时中国文博界与整个社会文物保护认识程度的一个反映。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故宫对此开始了反思，陆续将院里现存的原已注销的一些文物又收库保存。
随着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的空前提高，故宫人的文物观念在拓宽和深入，认识到宫廷遗存是反映故宫历史不可分割的活见证，与古建筑、宫藏历代文物密不可分并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一共识是搞好清理工作的重要的思想基础。在故宫学的影响下，我们对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解逐步深化，文物保护观念有了新的变化，认识到原来众多不被重视的宫廷遗物无疑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是反映宫廷历史文化某些方面的实物见证。同时，故宫学所体现出的故宫博物院对传承弘扬中华文明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也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对故宫进行全面的保护。可以说，这次藏品清理是在文物认识视野不断开拓并日益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是在故宫学理念的指导下具体进行的。当然，这次藏品清理也是故宫学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对故宫学研究必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从2003年开始的故宫古建筑大规模修缮是促进文物清理的一个契机。这种促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调整并确定地面文物库房。过去故宫文物都在地面库房存放，库房不固定且条件不好，文物经常搬来搬去，影响了文物的管理与核对工作。地下库房建好后，60%的文物有了稳定的栖身地，但地面库房问题尚须认真解决。这次修缮不仅要解决殿堂的破败问题，而且与它的使用功能结合起来一并考虑。修缮规划中已包括了地面库房的设置，并将根据不同文物的特点要求进行设计修建。有了固定的并且具有良好设施条件的库房，就为文物清理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二是在修缮过程中，对宫殿内的物品要搬迁，许多几十年未动过的物品也要动动，这就促使人们对这些物品进行整理、清点。
当然，以前四次文物清理的成果与经验都十分珍贵，是第五次文物清理的重要基础。
04 准备与部署首先是成立文物管理处。我国博物馆一般都设有陈列部和保管部，专事文物的陈列和保管工作。故宫博物院在以往改革中取消了这两个部门，而由新成立的专业部门（古器物部、古书画部、宫廷部）承担上述职责。这种管理体制有明显的优点，但因没有了原来的制约、监督，尽管强调提用文物方和库房保管应是不同的人员，但往往难免混岗，同样的人一起干同一件事，容易产生管理漏洞。为了完善这个新体制，故宫博物院于2004年专门成立了文物管理处，统管文物总账及出入库管理，账物分管，并总结以往工作，制定有效的管理办法，杜绝存在的问题。
接着进行动员与部署。2004年8月27日，故宫召开第五次文物清理专题会议，其实就是动员会，我在会上就这次文物清理的意义、任务、目标及工作要求等作了报告。会后各业务部门据此做出具体清理进度表。有的部门清理任务较重，有的部门相对较轻，综合下来，完成全部清理任务需要七年，于是制定了《故宫博物院2004—2010年文物管理工作规划（讨论稿）》。这里的“文物管理”，就是“文物清理”。10月29—30日，又召开了文物管理工作会议，对《故宫博物院2004—2010年文物管理工作规划（讨论稿）》进行了充分讨论，明确了故宫文物清理工作的目标、任务及具体要求。我在会上强调，在文物清理过程中，要认识到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始终以“坚持质量，保证安全，长抓不懈，努力推进”为指导思想，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实事求是，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故宫文物七年清理工作全面展开了。
文物清理的目标是家底清楚、账物相符、科学管理。按照七年规划，首先要完成在册近百万件文物的账、卡、物三核对，完善名称、定级、计件及统计工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确立准确的文物数量，更换院在陈文物的提单，建立定期审核和更换提单的制度。第二，对在册或不在册的文物资料进行认真整理，根据文物保护法给予登记，造册、统管起来，符合文物标准的要提升为文物，仍为资料的，也应予建账，妥善保管。第三，对近20万册古籍善本、特藏及院藏20多万块珍贵的书板，逐步完成整理、核对、定级、编目，登录文物信息系统，使之纳入全院文物管理。第四，在认真清理的基础上，搞清家底。适时编印《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总目》和《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分类大系》（后来出版时定名为《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向社会发行。在搞好文物藏品清理的同时，还要提高文物管理的信息化水平、重视文物藏品的修复与抢救、加强对文物库房的建设与管理、探索并完善文物管理新体制等。
同时成立了以李季常务副院长为组长的“故宫博物院藏品清理工作审核组”，以研究解决文物藏品清理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审核组的工作程序进一步细化了验收工作的具体步骤和要求，明确每份清理报告由科组、部门及文物管理处三级审核，并最终由院藏品清理工作审核组成员到库房实地考察、审核的验收程序。科学的规划部署以及严格、规范的审核验收程序，从根本上确保了本次藏品清理工作的质量。
05 七年之路七年时间，回头看似乎很快，但对于故宫博物院具体参与文物清理工作的员工来说，那其中的艰辛、困难、挑战以及他们付出的心力，是别有一番体会的。
故宫大修需腾移库房，这是文物清理的一个机会，但文物的搬迁又颇为不易。宫廷部从2004年至2006年搬过50个库房。地面库房条件较差，没有任何取暖、防暑设施。三伏高温季节，有的人连续工作，以致中暑虚脱；三九寒天，更意味着难度和风险。搬迁体仁阁的乐器编磬时，因搬玉器不能戴手套，大家就用冻僵的双手极其小心地呵护着搬送。这种搬迁，又往往是先找个临时放置的库房，但有时原来的库房未修好，临时的库房又要维修，只好再找临时的库房。宫廷部在整理车马轿舆等文物时，来回大规模搬迁文物不下八次。
故宫角楼
武英殿书板分散存在东华门城楼和角楼等处，清理的第一步，是把书板运到慈宁宫。东华门城楼上的书板有数十年没有整理过，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一脚下去就是一片烟尘。因为工作量大，雇用了汇中公司的40个清洁工，集中抢运。存放在戏衣库的书板，因戏衣库要维修，又搬到毓庆宫。这些书板在慈宁宫除尘、登记、分类、组目，共计244107块，最后又搬运到角楼存藏起来。
整理前的武英殿书板
整理后的武英殿书板
图书馆书板搬运还可以雇人帮忙，宫廷部宗教组原状摊四个人，却管理库房61处，他们的工作谁也不能代替。原状摊的基础条件可能是全院中最差的。由于古建修缮、库房功能改变等原因，文物存放地点数次变更，账、卡登记有很多不清楚之处，库房里的文物错综复杂，交叉存放的现象极为严重。账上所记文物的状态与实际库房中的文物有很多是不相吻合的，不少文物没有写号、作卡片，更没有文物方位的注明，这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加上库房数量又多，为寻找一件文物常常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在核对文物的过程中，他们所承受的劳动强度远比想象的还要大，除尘和清理建筑渣土，有时一干就是数天，所清除的建筑渣土不知运了多少车，而这些渣土还要用筛子筛选，以检查其中是否含有文物散件。咸若馆的擦擦佛有4000余件，都是泥作的，易碎，每一件他们都要从箱子中拿出来，写上号，挂上签，测量尺寸，注明伤况，然后再包好，放入箱中，最后一箱一箱地码好。重复地做这样的事情，既要克服身体上的疲惫，又要保持高度的谨慎与小心，这无疑都是对他们身心的一种考验。
故宫文物清理又是极具挑战性的事业。面对百万件藏品的核对，数字统计要精确到个位，要与历年统计相吻合，谈何容易！核对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既有管理的体制制度问题，也有藏品保管者工作中的问题。因此，清理文物不仅需要吃苦精神，还要有足够的耐心，要有不解决问题不罢手的毅力。宫廷部白寅生同志虽即将退休，但并未因此而降低对工作的标准。为了核对借出文物的具体数字，他不仅反复核对账、卡、物，还一趟趟地到档案室查阅往年档案，直至查到了1958年的档案，才查出一件文物的下落。有的同志为了查找一件文物的信息，往返库房几十次。古器物部2万余件银器资料，自1964年到2009年的45年之间，封存于6个大木箱子里，从未系统整理过。2009年7—8月间，张丽与杨勇同志接到任务后，没有畏难、推脱，在地面库房连电风扇都没有的情况下，冒着酷暑，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和高效的速度，按照要求完成了这批银器资料的整理工作。这样的人和事不胜枚举。
七年来，按照“坚持质量、保证安全、常抓不懈、稳步推进”的方针，各业务部门始终将文物清理作为本部门的核心工作真抓实干，稳步推进，绝不以任何借口拖沓延期，更不因本部门的滞后而影响到全院的工作步调。2009年，文物清理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为了确保完成任务，有的部门将工作计划细化至每个工作日。同时，充分预估可能遇到的困难，及时召开进度交流会，使每个人都在整体大目标下明确自己应完成的小目标。有的部门工会适时配合清理工作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对竞赛的内容、要求和应该达到的标准都做了具体规定，真正使工会工作与院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不做表面文章。
2004年文物清理工作开始时，文物管理处处长是梁金生，他长期负责管理故宫藏品总账，从事文物藏品的保管、管理和研究工作。他于2007年退休后又被院里返聘，继续承担各库房清理核对验收报告的审核工作，这是文物清理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极为重要的责任。2010年12月14日，他走出清史馆瓷器库房，完成了最后一次审查，长舒了一口气，这也标志着七年清理工作的结束。
在全院文物清理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梁金生有一个发言，最后一段充满抒情的话语表达了故宫同人的心声：“身历藏品清理核对的同志都认为这个工作是个‘苦差事’。要说苦，真是苦，寒冬酷暑，一件件藏品，一张张卡片，一页页账目，一座座库房，一件核对不上，再对一遍，不知核了多少遍，对了多少遍，真叫苦；这苦中是有乐的，当你游历于各种数字中和各类档案的字里行间，追逐历史，去与先人对话，去与已过去时空的事、物交流、求索，获得硕果而解决了现实中疑难时，愉悦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你，有过这种感受吗？”
06 一份合格的故宫财产账故宫的文物清理，到底做了哪些工作，解决了哪些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首先是解决总账与分类账不一致的问题。文物管理处所管全院文物藏品总账与各部门所管各自门类的分类账存在部分不一致的情况。解决这些问题，库房人员需要根据总账、分类账的记录，与库房卡片、实物进行核对，之后查阅相关单据，找出差错的原因，核实后对总账或分类账进行相应修改。具体来说有四方面问题：
藏品管理权限移交、提陈手续不清的问题。如毛泽东主席委托中办转交故宫收藏的“钱东璧临兰亭十三跋卷”，先由保管部工艺组的国内礼品库保管，后移交至书画组管理。移交时，老号未销，又贯了新号，导致总账与分类账数字不符。
数字、计件不一致的问题。如“清乾隆点翠嵌珠钿花”，总账为4件，而分类账则为1份。经过核实，统一了计件。
类别错误。类别错误主要是由于藏品号登录错误而产生。九龙壁瓷器库有不少类别错误的情况，如总账记为铜镜的文物，分类账记为“清雍正青花山水人物罐”等。经过核对，找出错误原因，对账目进行了修改。
拨、销情况不一致的问题。此问题多发生在总账与分类账重复品撤销分号上。如“明黄团龙缎”，总账记录拨出了分号217，而分类账记录拨出的为分号271。经核实，分号217仍然在库，属调拨错误。又如“楠木边油画山水围屏”，分类账上记录拨给了民族文化宫，但总账没有记录。为此，专门到民族文化宫查找到了该件文物，证明是总账漏登了拨交记录。
其次是解决账物不符的问题。故宫建院80多年，历经坎坷，其间文物藏品拨入拨出、借入借出、销号处理、文物资料提级和降级等，多有反复，情况极为复杂。在此过程中，库房人员任何一点的疏漏或登记报批不规范都可能造成账物的不一致。同时，很多账物不符的现象都是由于账目统计标准不一致造成的。解决账物不符的问题，是本次清理验收工作的重点，也是最大的难点之一。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库房人员耐心细致、坚持不懈的查找。其中的工作，既包括对库房内文物的仔细核对，也包括相关文物、账目单据的追查。有时还需要库房人员根据有限的线索，进行缜密地分析和推论，才能得出准确和令人信服的结论。具体来说解决了有账无物，有物无账，登记错误，调号、调拨错误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三是完善文物管理体制。主要是解决个别门类文物交叉管理问题。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文物分类不完善，故宫个别同一门类的文物分散于不同的科组或部门进行管理，给账、卡、物三核对造成了困难。这一问题的解决仅靠本类库房、本科组甚至本部门的努力，运作起来也很费劲。因此我们确定了由相关部门或科组作为牵头单位，组织跨组、跨部门的力量协同查找，收到了成效。同时为了完善文物管理体制，由院里统一协调，根据文物藏品的属性，对文物交叉的问题统一进行了管理归属权的变更。
文物管理处作为全院文物总账的管理者，之前也一直管辖着一些珍宝等门类的文物和资料，账物未能实现分离。此次清理，文物管理处将原来所辖文物和资料，根据文物属性，分别移交给了宫廷部、古器物部、古书画部、古建部，共计131962件，实现了文物账物完全分开管理。
第四是彻底清查全院文物藏品。过去，由于认识的局限性，许多珍贵的宫廷遗物长期被忽略，从未进行过系统点查与整理，或没有真正纳入文物账进行管理。这次把这一类文物和资料全部纳入到清理范围，在清理过程中不放过库房的任何死角，逐一进行登记，对于以往作为资料或“非文物”的藏品，根据重新鉴定，已有相当数量被提升为文物，统一进入文物管理系统。不仅将过去从未进行过系统整理的，如13万件清代钱币、22703件清代帝后书画等进行了系统整理，而且对所有资料藏品进行了重新的鉴定、研究，完成了共计180122件资料藏品的提升工作。
新提升为文物的藏品中，如织绣类文物里有来源于“文革”时期从北京房山上方山、云居寺中收缴的数千件经书的封面，它们绝大多数是纪年准确的明代织物，且品类众多，织工精细，纹样精美，保存完好，这在全国博物馆同类藏品中也十分罕见和难得，对于研究明代丝织品具有重要意义。又如888件盔头、鞋靴，过去未当作文物管理，从戏曲演出看，盔头和鞋靴与身上的戏衣一样，都是传统戏装“行头”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历史价值，这次列入了文物。还有反映清代官员觐见皇帝制度的近万件红绿头签，反映皇宫警卫制度的上千件腰牌等，也在本次清理中提升为文物。
古籍、古建类藏品首次纳入文物管理序列。古籍类藏品之前虽得到妥善保管，但在保管形式上沿用了图书馆界的做法，未按文物要求管理，也是故宫唯一没有定级的藏品。图书馆将这些古籍、善本、书版按照文物管理要求进行了清点。19个文物库房的564713件文物、38348件资料，共计603061余件（册、块、幅、包等）藏品终于全部清点完毕，并按照文物要求完成了相应账目的编制和录入工作。这是自1925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建立以来最全面、最彻底的一次大清点。
古建部的文物库房是在原古建部实物存放地的基础上，于2004年文物建档工作开始后建立的，起初只有一本简单账目，基础工作非常薄弱。通过此次清理，古建部不仅完全按照院里对文物核对工作的要求，完成了古建实物4180件的清理核对，而且还对所核查文物进行了信息收集，对每一件核查过的藏品都按照要求贯以文物资料号，增写了卡片，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翔实的，便于增添和调用的古建文物资料电子账目。
2010年12月28日，“故宫博物院2004—2010年藏品清理工作总结表彰会”隆重召开。我代表故宫博物院在会上郑重宣布：“历时七年之久的故宫博物院藏品清理工作终于圆满结束了。经过清理，故宫藏品总数达到了1807558件，其中珍贵文物1684490件、一般文物115491件、标本7577件。这是故宫自建院以来在文物藏品数量上第一个全面而科学的数字。”这是故宫向国家、向社会交出的一份合格的财产账。
故宫博物院2004—2010藏品清理工作总结表彰会
故宫拿出27万余元，对文物清理中的优秀个人和集体给予表彰奖励：38位优秀个人、160位参与者、8个优秀集体、7位优秀部门领导、1项杰出贡献奖。王子林作为获奖代表发言，他介绍了其所在的宫廷部宗教文物科原状摊用汗水和辛劳换来了文物账目清楚、库房秩序整洁；他还特别提到，这七年恰恰也是学术成果爆发的七年：原状摊成员出版的著作不下七部，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文物清理工作带给大家的，是大量一手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深度、广度的推进。获得唯一一项“杰出贡献奖”的是梁金生。他饱含热泪深情回顾了与所有文物清理参与者共同体会到的“苦”与“乐”，并谦虚地表示，只是因为职责所在，“做了一个故宫人应该做的事情”。主管过文物清理工作的肖燕翼副院长2007年退休，他在会上激动地说：“清点工作结束的今天，是一个应当载入故宫博物院史册的日子！我们终于能对国人、对海内外、对于我们所典守的文物有了完整的交代。”
07 文物清理的另一方面成果故宫文物清理工作，不只完成了摸清家底任务，而且在故宫学整体保护、全面保护理念的指导下，与加强文物的安全管理、科学管理等工作结合起来，使文物管理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这突出反映在文物信息化管理日渐成熟。
文物管理系统在本次核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原本一些通过人工不容易发现或解决的问题，借助电脑信息化系统即可得到很好的提示和帮助。库房人员逐步改变了以往对纸质单据的依赖，已经开始主动适应文物信息化管理的要求，积极开展各项工作。通过本次清理，文物管理系统中文物藏品的收藏位置数据和文物档案影像等信息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完善，且更加准确。通过引进计算机“流程管理”理念，实现了馆藏文物流通的全面信息化管理。现在，全院文物流通的全过程，包括院藏文物的账目管理、库房管理、文物修复管理以及展览信息、文物利用信息均可通过系统直观、实时地反映出来。
故宫人感受深刻的还有文物库房整体面貌的重大变化。配合古建大修，合理调整库房布局，解决了开放区与库房区重合的现象。部分地面库房和殿堂年久失修，密封防尘条件不好，需要大量的除尘和搬库工作，业务人员为此付出了超常的辛劳。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对文物防震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关部门按照院里的要求，结合文物清理，进行文物的防震加固。
防震改造前的祭法器库房
防震改造后的祭法器库房
宫廷部还与目前国内在防震、抗震方面最权威的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合作，联合开展“雨花阁瓷塔木塔防震装置项目”的研究，设计研制出四套雨花阁瓷塔木塔“弹性滑移减隔震系统”，经受住了“模拟十一级地震”的考验，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高塔无法陈设的难题。
“雨花阁瓷塔木塔防震装置项目”防震试验现场
文物清理靠人来完成，人们在这一工作实践中也受到锻炼、得到提升。团队意识的增强就是显著一例。清理工作是一项整体性的工作，缺少任何一个环节或个人，工作的进度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停滞。连续七年的大规模清理工作，极大地增强了库房人员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培养了团结合作的工作氛围。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清理工作也促进了故宫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文物藏品保管是一项专门的学问，不仅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更需要日积月累的经验。这次清理工作是难得的机遇。故宫业务人员对文物保管的各项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增强，业务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已经产生了一批学术成果，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08 《总目》《大系》：成果与责任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与《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这是文物清理工作开始时就明确提出的任务。
故宫的文物藏品是否需要向全社会公布？就是在故宫内部，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不赞成。我认为这是个理念问题。其实，及时、全面公布藏品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时形成的优良传统。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点查工作，从1924年12月24日开始，至1930年3月基本结束，其间先后公开刊行了《故宫物品点查报告》6编28册，共统计物品9.4万余号、117万余件。故宫文物在南迁存沪期间，还进行了一次逐件点收，详细登记，油印了《存沪文物点收清册》。前人已经做了，实践证明它的效果是好的，今天我们理应继承并发扬光大。
故宫文物目录向社会公开，从根本上说，是基于故宫作为公益文化机构的性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位以及以学术为公器的理念。故宫学的研究不只是故宫博物院的事，更是学界共同的事业，需要社会上、海内外多方力量的广泛参与。故宫博物院要突破传统的宣教观念，以多种形式和多种层次服务于社会，以使世人了解故宫藏品的奥妙，更好地为各界人士观赏、研究等不同需要服务。《总目》的公开就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同时，公开故宫藏品总目，有利于接受社会的监督，也是故宫人典守国家文化财产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的编辑出版也很有意义。过去故宫出版过一些展览图录等，比较零散，用10多年时间编印的60卷本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选用了12000件文物，比较概括地介绍了故宫的文物精华，但由于篇幅的限制以及受故宫在文物整理研究工作进展的影响，一些文物门类未能包括，大量应向社会介绍的精品尚未披露，精美的故宫古建筑及其彩饰壁画与大量不可移动文物等都未列入。现拟在60卷基础上，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从故宫博物院180万件藏品中精选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15万件，按照陶瓷、绘画、法书、碑帖、青铜、玉石、珍宝、漆器、珐琅器、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分为26编，总规模预计500卷，如此浩大的出版工程，世所罕见，被誉为“纸上故宫”。
这两部书是故宫文物清理成果的体现，都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但是它们的编制与出版也遇到很多困难，如藏品信息、藏品命名以及有些藏品的断代等都存在一些问题，文物照片拍摄的任务艰巨，特别是人力不足，参与编制的人员又多是文物清理的骨干，他们平时还有日常的业务工作。在文物清理工作开始不久，这两部书的编制就提到了议事日程，故宫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相关工作，克服困难，解决具体问题。两套书都制定了《编辑则例》，设立逐级审查制度，层层把关，保证了质量。
2010年8月10日，召开了《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编撰方案专家论证会，任继愈、徐苹芳、张文彬、王宏钧等学者专家提出了多项中肯意见。2011年12月7日，召开了《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出版论证会。与会者充分肯定了故宫的文物清理和后续的编目、出版工作，认为这是故宫工作“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基础的基础”，“是管理到位的表现”（张忠培先生语），对于其他业务工作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故宫“真正做了一件大事情”，“是很了不起的”（傅熹年先生语）；“对于其他博物馆也是很好的启示”，“应当好好宣传”（谢辰生先生语）等。他们对于《总目》出版的形式及内容设置等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于2010年开始问世，绘画编（5—6卷）、玉器编（1—10卷）、珐琅器编（1—5卷）和雕塑编（4—9卷）等，皇皇23册摆到了世人面前。至2013年，书法编（1—4卷）、绘画编（1—4卷、7—12卷）、雕塑编的其余各卷等已相继出版。陶瓷编的5卷、古籍善本编的10卷也已编好。这一规模巨大的出版项目正在扎实地推进着。
《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经反复研究审定，于2013年1月在故宫博物院网站首次公布。此次公布的目录为简目，内容包括藏品编号、名称、时代等，范围涵盖故宫一、二、三级珍贵文物，以及一般文物和陶瓷标本。首批公布的文物类别包括铜器、金银器、珐琅器、玉石器、雕塑、织绣、雕刻工艺、其他工艺、文具、生活用具、钟表仪器、珍宝、宗教文物、武备仪仗、帝后玺册、铭刻、外国文物、其他文物等18大类66万件，其他类别文物将在今后陆续公布。故宫博物院表示，对于所公布藏品信息的不完善之处，将随着该项工作的深入逐步修订和完善。
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故宫的文物管理是一个不断接续的永无止境的事业。2010年以后的文物管理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和《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作为清理工作的继续，彻底完成还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与时间，部分文物还要进一步整理、鉴别、定级，伤损文物需要维修保护，文物管理体制还需进一步完善，等等。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已在这些方面做出了更大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展现了令人鼓舞的前景。
一代又一代故宫人的接力奋斗，目标只有一个：国宝长存，文脉永续！
2013年11月于故宫御史衙门
本文选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中国政协文史馆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64辑。郑欣淼，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现任故宫研究院院长。
